叫个好听的名字也不能说明我有文化

培云最近忙得焦头烂额，忙得连象哲学家们一样思考自杀这个严肃问题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晨起收到余春林先生的来信与来稿，谈农村维权之艰，读来心有戚戚焉，特编发如下：

培云兄：您好！但愿您还记得我（余春林），曾经给你写过《我还可以积极乐观——给熊培云兄的感谢信》。下面这是我去年7月份写的一篇文章，可算作乡村纪事了。写时也是比较有意识的。写完后，在网上看到张鸣的《民告官宿命中那只看得见的手》，很有同感。余春林

——思想国·21世纪评论（www.21pinglun.com）

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2008年7月24日凌晨半点，地点是在我舅舅家。

我想，我写这文章的心情是平静的。我希望我能够比较冷静客观地把下面的事情陈述出来。这是我的亲历，是一次见证，希望那些关注、研究农村问题的相关人士能够认识到一些农村更为感性的现实。

2008年7月22日，我从扬州宝应，也即我的工作地方，回到老家——江西修水四都大坪村十组。

这次回家，主要是为了休息、调整。半年多在外工作，这次回来，我和爸爸妈妈茶钱饭后说了家长里短的话。但是，谈话的主要内容已经不再是关于我、我的工作、我的工资、我的恋爱，而是村里发生的一些事情。针对这些事情，我和爸爸妈妈各自的态度和对策，分歧很大，甚至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

我们大坪村十组有一个组长，这个组长没有经过村名的同意，擅自挪用了公款。这些公款的来源主要有：1、新农村建设遗留下来大概1万元；2、修理村里的一个池塘未果，有大概5千；3、把村里的一片土地买给别人建造房子，商家拿了大概1万元做补贴；4、我们组的一个石厂承包给别人打石，到目前为止，大概有5千元的租金；5、组里有一大片土地承包给别人，到目前为止，租金大概有3千；6、镇上拿了一万块钱给组里打一口井，未果，大概还有5千元；7、上面拨了五万块钱建设水渠，据说，只花了一半的钱，也就是还有2万的钱没有花出去。一共大概有5万3千块钱，当然还没有细算其他的公款来源。

以上的数据都是“大概”，是没有经过调查的。但是，当我听到这些后，跟其他村名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，也都非常气愤。组只有那么大，发生了任何事情，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的。

在对组长挪用了大家的钱我们怎么办的问题上，我的建议上：要把账目算清楚，组长要给每一位村民有一个交代；如果组长不愿意算账，那么就要上告的村里，还不行，就一级一级地往上告；最后还是不行，那么就只有上法庭。

我的爸爸妈妈基本同意的建议，但是，他们认为：我不应该当“出头鸟”，因为那样是会“得罪人”的。而且，他们也并不打算要去告谁：一是因为起诉是要钱的，而我们家并没有什么钱；二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去告，因为5万多块钱平摊给每一个人（我们组一共有67户人家），一个也只不过两三白块钱，不值得；三还是“得罪人”。

对此，我也很苦恼。不错，起诉、“打官司”的成本太高了，得不偿失。他们眼中的成本是：一是钱；二是面子。在他们眼中，正义、公民的责任和义务、人的尊严是根本不值钱的，他们还要加以嘲笑。

我对他们说，有人这样不把你们当人，以为你们是蠢子傻子；而你们自己也活得窝窝囊囊，只会私下来互相埋怨一下。我甚至说，这很有可能导致家庭暴力。因为男人在外面受了气，不敢出声，但到了家里却是皇帝，把怨气就发泄到妻子和孩子身上。我的家就是一个实例，我的妈妈经常被爸爸辱骂甚至暴打。

但是，他们并不以为然，还说我是一个“读书人”，没有一点“社会实际”，只会“空想”。

他们所说的“社会实际”是什么呢？你去告组长，你根本告不倒。为什么呢？组长有一个大家族。爸爸跟我举了好几个例子。前己任组长都有人告，都没告倒他们，那些出头去告的人都遭了殃；我爸爸也当过组长，别人一告，就把我爸爸告倒了。为什么？我爸爸说：“因为我在这里是一个人。”我爷爷家并不在我们组，我爸爸基本上可以说是“嫁”到我妈妈这里来的。而我妈妈只有一个兄弟，也就是说我只有一个舅舅。我现在就是在舅舅家写作。还有一个实际上：组上很多人是“ 即得利益者”，他们别说不会指出组长的错，甚至还会维护组长，不把事情真相说出来。这样村里人就不统一，还不足够强大到“扳倒”组长的力量。

我就问：那怎么办？回答是：忍。就算是窝窝囊囊做人，也不愿“得罪人”。况且，“分到我名下的也就几百块钱，别人都可以忍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呢？”

我自然是无法“忍”的。在我眼里，这与钱得多少并没有太多关系，至少不是主要关系。我没有问他们：如果每一个人可以分一万块，他们是否会去告组长？我就跟他们说，这是尊严问题，这是法律问题。组长哪怕拿大家的一分钱，都要经过大家的同意，来龙去脉都有账可查。

我和他们基本上都听不进彼此的任何观点，无法交流。当我和妈妈在继续辩论的时候，我爸爸就很严厉地、没有好脸色的大声呵斥我们。

我们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是压低了声音的，而且几次三番地要求我“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”。因为我们家邻居是组长的兄弟，他们怕“隔墙有耳”。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们：我很看不惯他们这样窝窝囊囊，鬼鬼祟祟的样子。当然，他们又要说我只是一个读书人，没有社会实际之类的话了。

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几乎讨论了一天（23日下午和晚上，24日上午和午饭时间），但没有达成我所希望的共识。他们顽固，我也顽固。

为了证实他们所说的都是实话，我下午就去找其他村民说起这个事情。我第一个找到的是我的一个表舅舅，他一听说这个事情，声音也压低了几分。但很快就愤怒起来，他也认为组长挪用了不少大家的钱。而且我还从他那里得知，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开村委会了。而村委会是要组长组织召开的。

我也问他该怎么办的问题？他说，要找到四五个人。我说哪几个？他们说了几个名字，但是我几乎都不认识，因为我长年在外面读书工作。但是，我知道运进。我就找了他。

运进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的，而且可能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有勇气的人。他独自一个人，在过去的两年内，三次跑到县城去揭发组长。他建议说，这不是四五个人的事，而是要大家一起来讨论的。我就对他说，那我就把全村的人都叫来，我们大家今天晚上开一个会。他说，好。我们在定开会的地点时，我希望是在他这里开，但是他希望在我表舅舅那里开。很明显，他也不想“得罪人”。

整个下午我就跑遍了整个村子。在交流过程，怕“得罪人”是我最为强烈的感受，同时，他们的愤怒也是一清二楚的。我请他去开会，基本上都要询问一下。当我说几乎所有人家我都走了一遍，都表示会参加后，他们才满口答应说要参加。“敢怒不敢言”对我来说，不再仅仅是一个词语，而是真切的体验。我与之聊天的所以村名都愤怒，但是他们都不敢在公众场合言说。

开会的时间定在晚上八点，八点整，我来到我表舅舅家们前，空无一人。十分钟后，开始陆续来人了。此前表示说要提前一点来的运进到八点二十了还没来，我此前特意留了他手机。但他的手机打不通，我只好跑到他去请。他出来第一句就对我说：我认为还是要叫XX(组长)来参加会。我说，那是大家决定的事情。然后我就随便去叫一下附近的人，请他先去。当我叫了两户人家去开会处时，我发现他居然还在路上。然后我和他一起走，他一再向我表示不请组长来开会“不好”。

8点40左右，人差不多到了，足有三十多位。凡是我叫的，都没有不来的；有些我没亲自叫的，也有来。

可是我并没有能全程参加他们的会。因为我的妈妈找到了我。她要我回家。我去叫别人开会的事情并没有让爸爸妈妈知道，因为那样他们是会极力阻止我的。我的妈妈看见我们坐在村民中间十分不安和生气，手里拿着一包盐（家里还有盐，根本不用买的。只是一个托辞而已），嘴里说是希望我回家洗澡。但第一次说我不去。没过几分钟，她又回来了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黑着脸站在我面前。我就跟他回家了。

我觉得，我的作用基本上就是到此为此，就是把大家召集起来，怎么办是大家商量的结果，而我对村里的事情不了解。我也不是一家之长。再者，我要照顾我妈妈的感受，虽然她的观念在我看来是错的，可笑的，但她担心生气是真的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爸爸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干的。他只是知道别人在开会，但他不参加。我的妈妈想过去看一看，但被他严厉地制作了。我也不想捅破，对他说这事是我干的。但是，人算不如天算。我和爸爸坐在门口聊天，不想来了几个乡亲。其中一个滔滔不绝地说其村里的事，组长的事。并说他当面跟组长发生过争执，反过脸。当他说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窝囊废的时候，我说，这次会就是我组织起来的。我说的很小声，我爸爸离开把凳子搬开，好像我是瘟神，离得我远远的。

不多一会儿，他开始爆发，对我极尽侮辱之词。并无数次说：你不再是我的儿子，从此以后我们断绝父子关系。并叫我立马收拾东西走人。

我妈妈急了，不愿意我走。几个乡亲也拉住我，说不要走。我那个时候也是逼急了，因为爸爸一直说“断绝父子关系”、“你立马走人”。我就说，可以，你白字黑字地写出来。他果真就去写了一张纸条，塞到我手里，要我签字。内容我已经记不住了，50个字的样子。希望它不会丢掉，当作一份资料来保存。

妈妈和乡亲们开始劝阻，我也开始冷静下来，虽然我已经收拾了好衣服和书籍，换了鞋。但我并没有马上走开，我依旧坐在家里。爸爸一直大声叫嚣着要我立马走人，我妈妈不愿意，爸爸就开始打我妈妈，但幸好乡亲在，被劝住了。我妈妈才免于毒手。

我就那么坐着，任凭爸爸怎么辱骂我，驱赶我，我就是不走。因为我觉得我没错，我也理解爸爸此刻的心情。如果我走了，我的家庭就破散了。为什么组长错了，受惩罚的是我和我的家庭呢？这是不对的。我也知道，爸爸现在被愤怒的情绪控制着，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于他。只要我们这一家还一如既往地生活，那么我就是胜利的，也会给别人树立一个正面的榜样。

如果因为我当了“出头鸟”而弄得家庭破散，那么谁以后还敢当“出头鸟”呢？谁会去“得罪人”呢？

但是，我万万没有想到。我的爸爸，身材魁梧的爸爸，向我下跪了。他用言辞无法驱赶我走，他就“求求你”，可怜巴巴地求我走。耻辱啊耻辱！刚才还对我大吼大叫，指手画脚，颐指气使，皇帝式的父亲，顷刻之间，不顾男人膝下的黄金，跪倒在我面前。这是我见惯了的电视场面：前一刻还是居五鼎之尊的大老爷或者皇帝，当别人擒在手里，要他性命时，立马就变得卑躬屈膝，摇尾乞怜。

如同我看到这样的电视画面会立马换台或者干脆关掉电视一样，我起身拿了我的行李箱和电脑包，离开了家。妈妈拦住我，我很平静地对他说：我不会走的，我到舅舅家去，我走了爸爸就会平静下来，我希望他平静下来。妈妈松开我的手。舅舅家和我家是两对门，隔着一条马路。

我把东西放到舅舅后，就到他们开会的地方去。这里居然还有差不多二十人，已经是10点半了。

我听了他们说了一会，知道他们后天就会去找组长清理账目。大家推选了几个人，其中甚至还有我，虽然我并没有全程参加。我即感到有点自豪，又有点担忧。自豪是因为大家信任，担忧是因为我实在不懂组里的事务。我跟他们去清理账目至多也是起一个监督的作用。想到，爸爸妈妈那么生气，极力反对别人去清账，我有点不想去。

期间，我说了一席话。大概的意思是：

“大家有什么事情，那是大家的事情，也就是公共的事情。既然是公共的事情就应该摆在桌面上来谈，是怎么样怎样。我个人并不是对组长的人品有什么看法，我只是针对事情。我听说有人要打架，我是很反对的，不要暴力，用说话来解决问题。把事情说清楚。我希望几个去查账的人能对得去大家的信任，好好查。你们也听到了，现在我爸爸闹着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。如果组长又反悔了，那我们只能往上告，我建议大家个人出个十块八块钱，给那些被推选出来的几个人用，因为他们要花费一些精力时间和钱。”

在我说话的时候，我爸爸还在大声嘶吼着。我家里开会的地方也就隔70米的距离。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爸爸要跟我断绝父子的事情。我爸爸还几次三番地说：你们谁要去查账，我就要谁的命。我崽都不要，我还怕什么。我不知道爸爸为什么如此反对别人去查账。我甚至猜想爸爸是不是跟组长有什么勾连？但愿没有。如果有，那我也只能“大义灭亲”。

当我说到“打架”的时候，大家纷纷说不会的不会的。我也知道他们不会的，只是提醒一下而已。万一事情闹到很糟糕的地步，有人能站出来吼一声：不要打架。而我在家至多也就十多天。当我说到“往上告”的时候，有人反对有人赞成。反对是因为怎么告，告不倒。但是最后，还是赞成的意见压倒了发对的意见。大家相互鼓气，显得很满意也很有信心。

会散了，我听到了一句话很受安慰的话：“好好查，要对得起老胡。”“老胡”是我的奶名，我听着很亲切。

会散后，我沿着马路一直走。走过村庄时，几只狗对我吠叫不已。继续往前走，我才感受到了夜的安静。一轮昏黄的月亮挂在天上。我没有听到蛙声。夜真是安静的。我也慢慢平静自己的心，思考这么一件事。

我在我小时候读书都要经过的拱桥上坐了下来。很是想不通，为什么大家怕“得罪人”怕到不可理喻的程度？也想，这件事会怎么结束？爸爸真的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呢？妈妈怎么办？妹妹怎么办？

我只想清楚了一件事情：我相信上帝的安排是最合适的。上帝会给出一个结果。而不管这个结果如何，我只会欣然接受。并且，我能为我走出这么一步而感谢上帝，我为我现在有好的、自豪的心情而赞美上帝。我本是一个软弱和容易被失败挫伤的人，但这一次我显得很坚强，父母的不理解也没有破坏我的心情。

想着想着，舅舅骑着自行车沿路来找我了。他也是批评我，说我就知道读死书，不切实际。我则告诉他，两个妹妹（也就是他的两个女儿，下半年一个高二一个高一，都在重点高中）以后也会和我一样，如果你认为读书不好，那就趁早不要让两个妹妹读书了。但是，舅舅和爸爸妈妈一样，丝毫不讲什么逻辑，他只会和你胡搅蛮缠，那里扯到这里，乱麻一团。到最后，总是显得他是对的，我则错得一塌糊涂。他们总是认为：当出头鸟是不对的；“得罪人”也是不对的；尤其是你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了大家当出头鸟就不对的无以复加。

我并不觉得我不对，或许我做事的方式可以比现在更好一些。但我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合适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然而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，如果按他们的“忍”，则永远解决不了。这是我无法忍受的，尤其不能忍受的是：他们一个个活得那么没有尊严。但是，尊严在他们眼里不值钱。

我和舅舅快到家时，碰到了我妈妈和一个表姨夫。我也叫了表姨夫参加会了的。我妈妈在责怪表姨夫为什么不告诉她，以便她可以去阻止，不让村民来参加会。表姨夫说，老胡说是最后叫到我的，全村的人都叫完了（显然，我在请人参加会时候，几乎都会这样）。我妈妈明显对表姨夫的答案不满意。但也只能如此了。

后来，在我的要求下，我和妈妈又在月光下，向着拱桥的方向走了一遭。一开始，我就来了一个感情大表白。说如果爸爸真的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，我希望你来工作的地方，我去租一套房子，你去找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……总之是我要饭吃，你不会喝粥。我还说，如果你真的跟我走，我会把拿两三千块钱给阿婆，这样你会走得安心一些……

但后来的交流表明我这样的表白是很幼稚的。我认识到，这是用组长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和自己的家庭。

我从妈妈那里得知他们怕得罪人是怕什么。她跟我说了几个例子。说以前有XX村名去告了一个村主任，就在另一天那个人的天被人糟蹋了，禾苗被别人扯掉，又一天家里的鸡不断死掉。妈妈说，有权势的人就明地里来欺压你，没有什么权势的就使暗箭。但我妈妈这个时候表现的很无畏：我现在也什么都不怕的，我不怕穷啊，毒死我一只猪，我就是穷一点。我不怕穷，我还怕什么呢。

在农村，要告一个人，要做破釜沉舟的打算。

她又补充了几个细节，都是关于组长的。她说着说着也对组长愤愤不平。

交流到最后，妈妈越来越接受我的言行，虽然最终还是无法完全接受。她已不再说我是错的，她认识到我是没错的。但是，即使如此，她还是不认为我就应该怎么做。我一句话一句话来分析，她只能哑口。她最后只能说：我只是希望你身体健康，心里快乐。

我就说，我现在心里很快乐。但是她似乎并不以为然，可也没有再说什么。

2008年7月24日星期四 03：44于舅舅家

后记：偶然看到熊培云兄的《乡村纪事》，就想起半年多前我写的这篇文章。这文章，按照我父母的意见，别说论坛就是我自己的博客上也没发表过。这事的结果是：村长与几个村民代表核对了村上的钱，村长表示届时会把钱给大家。而我的爸爸妈妈似乎得了后遗症，每次打电话给我，总是提醒我，要忍耐。当他们这么说时，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。

2009年3月30日星期一